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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司法机关怎样当亲家——来自第四届中国新闻法治建设学术峰会的声音 2016年04月13日 09:47:55    来源:中国新闻监督网
“媒体和政法部门是亲家,不是冤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1月14日在广州与19位新闻媒体老总、资深媒体人座谈时用“亲家”来一词形容媒体与政法部门的关系。1月16日下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国新闻法治建设学术峰会上,与会的法律界、媒体界人士近200人,峰会主题是“新闻法治·媒体责任”,然而大家讨论最多的恰恰是媒体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建立“亲家”的关系。

    媒体要立规矩、讲道德

    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在开幕式致辞中讲,新闻工作者要把规矩、道德挺在前面,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建立全国道德委员会,就是倡导、引导新闻工作者如何建立内心的道德法治,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讲好新闻道德要做到三条:讲历史,把道德法治建设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讲文化,道德是心中的法律,要把心中的法律清楚;讲科学,要把道德法治用通俗的语言、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去传播。

    中国行为法学会规范制定行为研究会会长吴高盛认为,当下媒体最重要的责任是行使好舆论监督,最大的责任是负责任地进行监督。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起,更要求大众媒体负责任地进行监督。大众传播是有组织地进行言论传播,言论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如果违反了道德,首先媒体要进行自我反省和谴责。媒体的传播有纪律责任,一个媒体制定的规章制度约束本单位的传播行为,如果触犯,会受到处分。媒体最大的责任是法律责任,包括行政的、刑事的和民事的。媒体要讲好故事,保障好自己的权利,履行好监督职责。

    司法机关要强化与媒体沟通

    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编委汤计指出,在我国诚信体系尚未建成、腐败现象还在发生的当下,只有强化监督,才能推动个案的公平公正。司法人员尽管都懂法,但未必都能忠诚于法,所以要强调对他们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是绝对权力,势必导致腐败。推动阳光司法、实现司法公正尤其重要。建设法治中国首先要防止冤假错案,像呼格案、张氏叔侄案、云南钱仁凤案,都不是领导干预造成的冤假错案,都是司法机关自己办的。这说明司法机关需要监督。心术不正、思想偏激、作风飘浮的记者做不好监督,一个好记者首先是一个好人。新闻工作者要有三个清醒的认识: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符合中国国情,是维护中国稳定的基础;二是体制内媒体和市场化媒体都是党领导下的新闻单位,司法机关也是党领导下的机关单位,二者情同手足;三是新闻报道的终极目的是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是娱乐大众的工具。认清了这三点,就会成熟地、理性地发挥媒体的监督权利。正确的监督不可能变成舆论审判,媒体没有审判权,何来媒体审判?顶多是过过嘴瘾,司法机关应当容忍媒体过嘴瘾,有自己的定力。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一处副处长赵鹏认为,媒体要传播好现代司法理念,讲好故事,进行深入地报道。既不是豆腐块样的简短报道,也不是娱乐猎奇样的报道。媒体的报道可以关心办案机制,倒逼司法改革。媒体在程序上报道案件,不会对办案产生影响,但是媒体评论式的报道,说不产生影响是不可能的,因为司法人员也是人,有着感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

    人民日报社法律展曙光律师指出,为什么媒体报道法治新闻会失范,是因为法律与媒体之间存在剪刀差。司法机关不愿多说,也不熟悉媒体的运作,认为媒体不专业、娱乐化。两者需要加强交流,司法机关做到信息公开,主动去接近媒体,法律人可以开设自媒体,传播法律知识,营造法律氛围,也有利于与媒体的沟通。作为律师在法庭上讲证据、讲事实,对媒体则是讲故事。法律人要学会表达,对媒体的表达与法庭上的表达是不同的。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印波认为,法律与媒体不同的是,法律要防控风险,媒体却关心影响力。媒体承担真实报道的义务,但并不是所有真实的东西都能报道,还要合乎法律。

    操作细节需要注意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部长何苏六认为,媒体与司法机关要形成双轮驱动的态势,各有各的空间和体系,互不能替代。法治节目被娱乐化、商业化,出现了许多不专业情形。要求媒体在报道法治新闻之前,首先要把法律思维、法律语言输入自己的大脑,才能讲好法治故事,推动法治进步。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姚泽金认为,在灾难事故、犯罪新闻报道中,媒体要避免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最好的办法是尽量减少可能造成伤害的细致描述,尽量减少这些内容的过度渲染。

    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董坤认为,倡导司法公开并不是要求侦查公开,侦查过程中案件信息是不公开的,而且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四类案件也是不公开的,这些都有法律规定,媒体依照法律规定报道,就能把握公开与不公开的度。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副部长王四新就快播案庭审直播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快播案直播是加速司法公开的牺牲品,司法机关对公开中的细节问题考虑不周,产生的效果没有估计到,是一个教训。这个案子涉及刑法因果构成理论,法学专家尚解释不清楚,直播就引起了关注热点的偏差。司法机关推广平台责任、禁止色情传播的主流价值观在直播中实现不了,网民关心的热点与司法理念产生偏差,司法机关对如何达到平衡没有考虑到。直播要有专家解读,加以引导。如果不直播,有利于法官掌握、检方检控犯罪,直播则直接造成辩护方改变辩护策略,所以说,不应为了直播而直播。

    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像阴阳鱼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认为媒体是自由负责任的媒体,司法机关是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关,这是理想的状态。然而央视安排犯罪嫌疑人当众忏悔、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为快播案直播应否鼓掌而针锋相对、聂树斌案重审成为媒体的狂欢,这些事件,是不是藐视法庭?需要看到的是,有的媒体就是司法机关主办的,在这样司法与媒体联手中,一个政治框架为另一个政治框架服务,亲友团式结构不会干预司法、藐视法庭。有的媒体热衷于监督、揭露,但用力过猛过偏则造成当事人权利受损。要为媒体立规矩,有利于良性发挥媒体的作用。法官郑重行使司法权,当法院出现不公时,媒体应发挥匡扶正义的作用。司法机关对于媒体的批评也不能一味地否定。在中国要发挥中国特色,希望司法机关与媒体就像道家的阴阳鱼一样,既界限分明,又相互补充,不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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